第五讲：建立新中国的构想及实践

2011年06月07日

主讲人：中央党校教授　 张旭东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建立新中国的构想及实践这个专题。首先我们要明确为什么要讲这个专题，以及大家为什么要学这个专题，我想无疑有两个背景。首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这之前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们作为共产党的继承者，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立新中国的继承者，对于国家怎么建立的，怎么从历史中抉择的，历史的由来、历史的脉络要弄清楚，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有一些现实的原因，我们知道近几年在国际上和国内有一股思潮，叫什么思潮呢？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是否定现行中国制度的一种思潮。比如说它主张中国走多党制、三权分立制、议会制。我们为了驳斥这种思潮，我们应该有一些理论准备，在2009年建国60周年之际，中宣部理论局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叫《六个为什么》。《六个为什么》实际上就是为驳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以及为了建国60周年而编写的。今天我们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一讲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怎么形成和确立的？一个核心的点就是这个国家是怎么形成和确立的。主要讲四个问题，第一是国体，人民民主专政是怎样形成和确立的。第二是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怎样形成和确立的。第三个问题是政党制度。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为什么没有选择多党制？没有选择一党制？而选择了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这个我要讲一讲。第四个问题是国家结构问题。我们都知道国家结构有单一制和联邦制，中国是单一制，大陆主体是单一制。为什么没有选择联邦制，而以选择民主区域自治为补充形式的单一制，这四个问题。另外，讲一讲导言。

首先第一个问题，导言，建立新中国的背景。

我们知道革命的直接问题是什么？革命的直接问题就是夺取政权，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例外。共产党从1921年7月成立就开始探索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不同的时期，我们有不同的建国口号。我简单捋一捋，比如1922年提出了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建国口号，并且在这个口号下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但是后来由于我们党的领导人的右倾错误以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民主共和国没有建成。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提出了苏埃工农共和国，苏埃工农共和国在1927年就提出来了，这个从名称上来看，它就是学习苏联的，苏维埃。实际上现在从后来来分析，它实际上有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把民主资产阶级排除在外面的，就是工农苏维埃，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背景下，它越来越不适应当时的形势，我们在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九一八事变为标志，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党要提出一个什么样的建国口号呢？如果还是以工农苏维埃共和国,那么民主资产阶级，甚至一些具有爱国热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也不会接纳你这个建国口号，所以共产党认识是很聪明的，我们需要从策略上、口号上实现转变，在1935年我们提出来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应该比工农苏维埃共和国要进步，因为提了人民的范畴，人民比工农的范畴要广，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以及一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阶级和阶层。但是这个口号从字面上来看，它有它的局限性，因为它还是苏维埃。所以很快共产党就发觉它的缺陷。到了1936年提出来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比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有进步，但也有缺陷，紧接着我们提出民主共和国，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从1840年以来，中国缺少的就是民主，一直到现在，我们讲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的核心还是民主，所以民主共和国受到各阶级、各阶层的拥护和欢迎，这是1936年12月份提出来的。民主共和国应该说在当时背景下提出来有它的积极性，但是民主共和国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蒋介石不承认。蒋介石也提民主，孙中山也提民主，这个民主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和蒋介石的民主有什么区别。另外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一系列反共溶共限共的事件，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建国口号来真实的表达共产党的建国意愿，所以在1940年1月份，以《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为标志，我们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应该说比民主共和国有进步，我们切忌不要从字面上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比民主共和国就多一个字“新”，其实内涵上有很大的区别，是一种新质的表现，包括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政治，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一种文化，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提出来以后，应该说受到国内各阶级、阶层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当时也比较欢欣雀跃，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论述到：“新民主主义的桅顶已经冒出地皮线，新中国是我们的，我们拍掌欢迎它吧！”毛泽东很少写出这一类抒情的文章，但是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期待，他是富有热情的，饱有热情期待着。所以，到了1945年前后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即将要战败和投降的时候，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指导下，我们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政权目标，就是建立联合政府。联合政府最早是由林伯渠代表中共在重庆国民党三届三次参政会上提出来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时我们应该说对民主联合政府的设想，在当时背景下，我们是以蒋介石为核心的领导的一个民主共和国，所以毛泽东也预料，哪怕蒋介石给我们几个官位去做，我们也去做。我们加入民主联合政府，不是去给蒋介石砍头，而是去给蒋介石洗脸。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当时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目标呢？实际上更多是从力量上对比。我们的力量比蒋介石的力量要薄弱。另外，考虑当时国内背景，因为饱受战争影响的中国国内各阶层、阶级迫切希望民主和和平，所以我们提出民主联合政府。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为了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这样一个建国的目标，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1945年8月28日，乘坐美龄号专机到了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但是我们知道蒋介石为什么叫毛泽东来，实际上他做了两手准备，一手如果毛泽东不来，不要民主、不要和平的的借口就压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我提一些苛刻的条件，迫使共产党交出政权、交出军队。蒋介石后来在日记中回忆说到，这两种手段，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彻底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当时蒋介石是充满自信的。哪知道毛泽东一来，也是不好对付。焦点主要是在政权，在军队问题上。当时我们共产党有48个师，我们最低底线是24个师，蒋介石最多给12个师，包括政权问题等一系列问题没有谈妥，当然有一些成果，最核心的问题是政权，军队的问题没有解决。蒋介石当时在重庆谈判期间就做好了内战的准备，他扬言三个月要消灭共产党，说共产党有什么，我们有飞机、坦克、大炮，共产党有什么，三个月彻底消灭共产党。毛泽东去重庆之前，跟刘少奇谈了一天一夜，在窑洞里面，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着坐班房。如果坐班房，正好在班房里写一点东西，毛泽东当时做了充分的准备，表现他英勇的、大无畏的气概。针对蒋介石的挑衅，毛泽东在重庆的不同场合，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会见中外记者，表达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真实意图，所以有的记者问毛泽东，说共产党是不是要吃独食呢？吃独家饭呢？毛泽东说绝对不会，共产党绝对不会吃独食、吃独家饭。但是，如果蒋介石不给我们饭吃，我们饿了一天还可以，饿了三天我们就要造反，所以这里面话里也有话。所以，我们是真实的想加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里。如果蒋介石不给我们饭吃，我们也会另起炉灶的。所以，针对蒋介石扬言三个月，气势汹汹的内战的阴谋，毛泽东在记者会上就说到了，蒋介石气势汹汹，军队力量很大，但是他人心不顺，经济上有困难，最终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所以这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这种气概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毛泽东在记者会上做了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他说蒋介石的蒋是怎么写的呢？是一个“将”，再加一个草字头，是草头将军。我的毛，毛字是什么呢？是反手，言外之意，我擒草头将军易如反掌。这里面话里面也有话。当然，我们知道最终的重庆谈判协议被撕破了，1946年6月，蒋介石最终挑起了内战。针对蒋介石内战的挑动，我们也做好了准备。在前一阶段，一直在1947年10月之前，我们都是想通过内战的胜利，迫使蒋介石让步，还是想加入到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里去。但是后来我们知道46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伪国民大会，以及47年年初进攻延安，占领了延安，这两招一做，共产党彻底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所以在1946年9月份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指示，第一次提出什么口号呢？以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来解决中国国内的问题。第一次提出人民解放战争。以前还叫什么战争呢？还叫自卫，迫使蒋介石让步，还是对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抱有希望，现在不是的。现在是人民解放战争，所以我们人民解放军就是这样来的。到了1947年10月10日，我们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在这篇《宣言》里面，第一次向国内外表达了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愿望，是第一次表达出来，打倒蒋介石。以前是拥护蒋委员长，现在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10月10日，双十宣言，对全世界进行公布，10月10日是什么日子，10月10日是国民党的国庆节，选择这一天发表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宣言，应该说是别有一番韵味的。但是，虽然口号提出来了，国家到底怎么建，新中国到底怎么建？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迫切需要共产党深思熟虑的考虑。

第一个问题，国体，人民民主专政。1947年10月10日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之后，以前国体不能用了，以前我们是什么？以前是以蒋委员长为首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我们很少查到以共产党为领导的，那时候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嘛，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现在这个口号不能用了，用什么口号？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国体口号最早是在1948年6月1日中宣部的一篇宣言里提出来的，关于列宁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宣言，说我们新中国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到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用到了国体口号，在党内形成共识。到了1949年1月，毛泽东为了新华社写了一篇新年献词，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布，我们新中国要搞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年献词实际上就是写给全世界人民看的。另外也是对苏联斯大林当时在奉劝共产党对国民党谈判，甚至有搞划疆而治、南北朝这种阴谋的一种反击。毛泽东引喻了农夫和蛇的故事，共产党千万不要学农夫，在中国还有很多蛇，冻僵的蛇，美蛇、花蛇，都没有冻僵，我们要彻底把它们扫干净，这是宜将剩勇追穷寇，毛泽东第一次说我们要搞人民民主专政，向全世界进行公布。到1949年我们即将进入中南海的时候，毛泽东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为了纪念建党28周年，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建国的文献——《论人民民主专政》，勾画了新中国建设的蓝图。毛泽东在当时的双清别墅，我看了毛泽东好多的图片，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是最春风得意的，他也没有料想到国民党这么不经打，原来有430万，我们只有127万的部队，其中还有66万的地方部队，61万的正规军，国民党是一半的日式装备，四分之一的美式装备，四分之一的混合式装备，就是飞机加大炮、坦克，我们是小米加步枪，国民党控制了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共产党只控制一所大城市就是哈尔滨，连延安被国民党占领了。

另外，我们知道蒋介石当时控制了70%多的土地，70%多的人口，79、71，我们剩下21、29的土地和人口，(删)力量悬殊是非常大。但是没有想到，蒋介石这么不经打，原来计划长期打，后来不到三年，三大战役即将胜利。毛泽东在这一时期非常的春风得意。我们为什么能打倒蒋介石，实际上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时候写了几句话，实际上表达了我们为什么能战胜他。具体来讲，内容是很复杂的，毛泽东说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在西柏坡即将进入北京之前，毛泽东题词的。军队向前进，加强生产，生产长一寸，就是我们既要注重生产，又要加强纪律，这是蒋介石恰恰缺陷的，所以他经济不行。另外统一战线做得不好。农民们没有跟他走，民主资产阶级也没有跟他走。另外，它的军事战略有问题，我们是运动战、游击战，所以我们敢于放弃延安，毛泽东做了一个比喻，假如农夫背了一袋金银，在路上遇到一个强盗，如果农夫舍不得这袋金银，农夫金银得不到，因为命也保不住，因为金银很重呀，跟强盗打，肯定打不过。假如你舍得金银，金银给强盗背了，你轻装上阵，跟强盗打，说不定你把强盗杀了，那怎么办？金银也得到了，这就是运动战，所以我们敢于放弃延安，放弃延安是为了打到南京去。运动战比蒋介石那种指挥，片面夺取城市，片面拉长战线的战术有它的机动性。另外，我们知道蒋介石手下的人心也不顺，投降的很多，投诚的很多。最近我们知道反映间谍战的电视剧很多，潜伏，实际上也反映出我们的情报做得很好，蒋介石很多的命令，到不了军一级，毛泽东就知道了，毛泽东当时在延安失守以后，毛泽东率了一个连的部队转战陕北，转战了一年，有时跟蒋介石的部队就隔了几里路，但是蒋介石的部队就是不知道。我们说毛主席真是神了吗？不是，是靠情报。我们当时知道著名的熊向晖就在当时的胡宗南手下做纪要秘书，很多情报到不了师一级就到了我们共产党手中。

另外，军事指挥也不当，比如我们攻打济南战役的时候，当时王耀武后来的回忆，我们国民党当时很强大的，但是他们人心不顺，不协同作战，等着王耀武死。徐州会战的时候，徐州是南京的北大门，徐州一失守，南京就保不住，当时蒋介石就放了他的亲信，刘峙在那里守卫，刘峙不懂军事，一夜之间五万士兵全投降了，所以后来有人回忆说国民党的将领回忆说(删去)，五万将领，假如放五万头猪放在那里，共产党一天也抓不完。你看看国民党的五万将领，一夜之间就投降了。徐州这么重要的地方，不派一头虎，最起码要派一只狗在那里守卫，但却派了一只猪在那里守卫，后来讽刺徐州的剿匪总司令刘峙的，这反映了蒋介石当时的指挥系统，他的人心、战略有一些问题。恰恰共产党指挥得力，运动战搞得好。另外在信念上，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刚才毛泽东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说到一系列的话都反映了我们当时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一个策略。所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毛泽东1946年8月在延安会见美国著名女记者斯特朗的时候提出来的。当时蒋介石正在准备攻打延安，毛泽东说了，别看蒋介石是气势汹汹，但是他是纸做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所以，这主要是给将士鼓气，不要怕，但是战术上要重视它。所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在建国以后说得很多，抗美援朝前期也说了，当时谁也不想跟美国打，美国刚刚在长崎广岛掉了两颗原子弹，威力吓人。当时我们新中国刚刚建国，百废待兴，敢跟美国打，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做的，无非是死人，中国有的是人。所以，后来敢于出兵朝鲜。毛泽东在70年代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时候，尼克松就问，听说主席在学习英语，毛主席说了两个词：paper tiger（纸老虎）这是话里有话，纸老虎，言外之意是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正是因为共产党做了这些准备，统一战线做得好，武装斗争搞得好，党的指挥有力，另外加上信念上、信心上做得好，所以最终打败了国民党，打败了蒋介石。

在1949年建党28周年之际，毛泽东系统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些表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形成体系。有的同志就问了，人民民主专政是不是空穴来风，其他国家不叫人民民主专政。前苏联叫无产阶级专政，东欧也叫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叫人民民主专政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因为人民和民主是我们惯用的政治思维，另外从当时考虑，因为民主资产阶级，有小资产阶级在里面，所以当时叫人民民主专政。后来我们知道转变了，从现在来看叫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从本质内涵来讲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内涵本质上是一致的。人民民主专政确立以后，我们需要有国名来表现，现在我们知道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在这之前，对国名的抉择也是煞费苦心的。从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第一次提到我们要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同意。但到1948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又更多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突出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不用了，到底用什么名字？1949年政协筹备会期间进行抉择的。当时黄炎培、张志让主张用什么名字呢？中华人民民主国，把“共和”给省掉。因为民主和共和，它的意思是说democratic（民主）和republican（共和）在西方的意思相近，没有必要重复。但是这时候有一个人，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站起来说，他说人民和民主重了，因为人民就是民主，民主就是人民的，所以没有必要把人民和民主重了，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张奚若的意见提出来后，政协委员一致赞同，名字是这样来的。现在有一个观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张奚若，是民主党派提出来的，这也不对。刚才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提出是任弼时提出来的，后来我们不怎么用，后来为什么采用民主党派的观点呢？表明了我们当时虚心接纳各阶级、各党派意见的胸怀，但最早提出还是共产党提出来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国体怎么确立的。

第二个问题，政体。我们知道政体叫人民代表大会制。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形成和确立，应该说共产党确立得比较早，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实践。我们跟苏联学的，苏联叫苏埃代表会议，苏埃代表会议就是人民代表会议，我们叫人民代表大会制。我们在七大之前都已经确立了叫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产生政府，这是我们的设想。只不过跟蒋介石合作期间，我们没有实践，我们用的是参议会制，因为这个跟蒋介石是统一的。我们当时在陕甘宁边区，蒋介石在重庆，搞的是参议会，通过三三制的政权，选举产生政府。所以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回忆，当时就是一国两制，我们跟蒋介石搞的不同，也有区别。现在提出打倒蒋介石了，肯定要把蒋介石的参议会制，蒋介石的国会制要废除掉，重新把人民代表大会制提上议事日程。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当时也面临着一些困难，首先是党内对它还产生一些疑虑，因为人民代表大会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当时战时背景下还很难付诸实践。另外，民主党派对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不抱有希望的，因为民主党派号称中国革命史上第三种势力，他的政治主张就是政治上学习美国，经济上学习苏联，调和国共，兼亲苏美，政治上学习美国的，所以有两个困难。我们怎么解决的呢？首先是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在47年10月蒋介石宣布取缔，民主党派纷纷转入地下，有的转到香港去活动。蒋介石宣布取缔，民主党派彻底对蒋介石丧失了信心。同时也宣告了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破产，后来被迫跟着共产党走了。我们1948年4月30日发表五一建国口号，当时民主党派都在香港，发生“五五通电”，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并且说太阳就要出来了，这是马叙伦说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内部，我们通过七大，通过七届二中全会也逐渐形成共识，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党内外形成共识。人民代表大会制，我们知道一个重要的载体就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中央人民政府，这是一个政权合法的途径。如果一个政权不是选举产生的，那是不合法的。我们现在来看，当初我们设计也是这样设计的，先召开政协，因为政协不用选举产生，现在政协也是推荐选举产生政协委员。通过政协来商量人大怎么召开，当时是两步骤的建国，从政协到人大，再产生到中央政府，是这样设计的。当时我们1948年4月30日的建国口号准备邀请180位代表到东北或者西柏坡，后来决定在北平召开一个小政协，商议人大怎么召开，怎样选举中央人民政府，这是两步走的建国路径，也是合法的建国路径。但是后来形势变化了，因为我刚才讲到了，蒋介石当时计划打倒蒋介石，消灭蒋介石的有生力量，时间需要很长。但是，现在1948年底的时候，我们感觉不需要那么长了。毛泽东也没有料想到胜利来得如此之快。这样我们建国就摆在议事日程，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就摆上议事日程。如果按照两步走的建国程序来不及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和民主党派、共产党不约而同的想到了修改原来的建国程序，一步走，通过政协产生政府。但是这个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政协我们都知道不是选举产生的。政协产生中央人民政府，意味着政权不合法。到现在西方，包括前苏联的一些学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那时非法中的合法，我们做了一些弥补措施。怎么弥补的呢？当然我们是两难中的一种抉择了，一个建国提上议事日程，迫在眉睫，召开人大又不行。在两难中我们采取了一步走建国程序，通过政协产生中央人民政府，我们怎样弥补的呢？首先要扩大政协代表的面。另外增加它的人数，原来180人，现在增加到662位代表，毛泽东说他相当于一个人民代表大会。这也是迫不得已的办法。我们1949年6月15日政协筹备会召开，9月21日政协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这样一来，我们就决定了当初建国之初的政权是过渡体的政权，一来名义上是政协代替了最高权力机关，人大没有召开，到1954年召开，但政协代行最高权力是名存实亡的。因为通过政协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它是最高权力机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它产生了其他机关。政务院也不是最高行政机关，因为政务院跟部委的关系不是一种上下级的关系，而是一种协调指导的关系，这些部委、地方、政府都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所以周恩来还兼任了外交部部长，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政务院当时也不是最高行政机关，最高行政机关、最高权力机关都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肩挑了，这是有过渡的体制，到1954年就理顺了，1954年以后，第一届人大召开之后，就理顺了这个关系。这是第二个问题，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怎么来的。在建国之初，建国前夕的一个过渡体制，怎样看待合法与非法的问题，我们弄清楚。

第三个问题，政党制度。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不是多党制，也不是一党制，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这个政党制度是怎么抉择过来的？为什么没有选择一党制，前苏联、东欧搞的是一党制，为什么从中国国情出发呢？我们要分析，也是我们现在驳斥当下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有利工具，理论问题从历史中，以历史的依据来分析和驳斥最有说服力的，理论问题，往往从理论来驳斥理论，往往显得有些空洞，没有说服力。下面来简单分析一下。

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就面临着和其他党派的关系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共产党孤军奋战，关门主义，肯定会是失败的。所以“党的建设”是一大法宝。这个我们有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的时候这样说的，中国要成立各党联合政府，是一个历史法则，任何人都是不能违背的。说得很清楚。共产党人绝对不会搞一党制，搞一党制是违背历史法则，这从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在1947年10月10日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以后，政党机制怎么抉择，我们肯定要把蒋介石、大地主、大的国民党排除在外。有没有一党制的考虑呢？之前答案没有揭秘，大家都是持否定态度，说没有。因为这是1945年的时候，我们确定了搞多党合作制，是确定的历史法则。实际上苏联解体以后，在2003、2004年，我们挖掘了一些档案，因为毛泽东确实在建国前夕有过一党制的考虑，但是这个考虑我把它形容为左顾右盼，根据是什么？毛泽东搞一党制的根据是什么呢？1947年11月他发了一封电报给斯大林，斯大林明确说到，共产党成立之后，其他党派将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将只会由共产党一党存在，这就是一党制的根据。1948年4月，斯大林回电说他不同意，在中国现在还是搞多党合作制比较好。一来一回，有的学者，包括现在俄罗斯的学者，以此为根据，说中国搞多党合作是斯大林告诉我们的，确实斯大林有一份电报，1948年4月，毛泽东是1947年11月份去电。真实的背景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来考虑一下。首先要分析毛泽东为什么搞一党制，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之前说那么斩钉截铁，现在说要搞一党制，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我们要联系当时的背景，1947年10月当时是什么背景呢？恰恰蒋介石宣布民盟解散，民盟当时是最大的民主党派，号称三分天下有其二，三万民主党派，民盟占了两万。当时宣布民盟的非法团体，蒋介石宣布，民盟被迫在国内宣布解散。这样一个事实在毛泽东的眼里、心里是不是产生这样的错觉，民盟解散了，其他党派也纷纷会解散，所以他给斯大林的电报，我觉得更多是从这个事实出发的。但是，毛泽东很快就发生转变了，在1947年12月，斯大林是1948年4月，不到1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又回到原点，什么原点？多党合作制的原点，1947年12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中国要搞多党合作制。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毛泽东为什么又回到原点呢？还是从当时的背景出发，民盟虽然被蒋介石宣布解散，但是没有真正的解散，在香港又重新召开了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它的合法性，这在国内是非法的，毛泽东一看这个现象，原来如此，民主党派不会解散。民主党派不会解散，对中国当然好了，所以他又回到了原点搞多党合作制。我们通过毛泽东1947年12月在政协扩大会议上，也可以驳斥斯大林1948年4月来电以这个依据来说我们搞多党合作制是斯大林告诉我们的。因为之前已经回到了原点，斯大林，我们通过建国前夕、建国后，中央领导人去苏联访问，斯大林是很担心中国多党合作制，对其他民主党派，说共产党赶快召开人大，在政权中牢固你的地位，然后把其他民主党派踢出去，因为苏联本身搞的是一党制，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多党合作制重新回到了原点，为什么有一党制的左顾右盼。这样一来，1948年4月30日，建国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到解放区来，召开政协，同时商量人大怎么召开，产生中央人民政府。民主党派也纷纷到了解放区，到了东北，重心拱北，通过三批，把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转移到解放区。到1949年6月15日政协筹备会，民主党派都参加了，我们有民盟、民革、共产党三党召集的，当时有11个民主党派，后来我们合并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民革，另外中国人民救国会解散了，现在8个民主党派就这么来的。

在建国之初，我们确实实实在在的履行多党合作制的诺言，我们看一看建国之初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当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六个人，中共人士我们都知道，有朱德、刘少奇、高岗，非中国人士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1：1，政务院总理是周恩来，副总理有四个人，中共人士是两个，一个是董必武，一个是陈云。非中共人士也有两个，一个黄炎培，一个郭沫若。当时28个部委、正部长，民主党派占了当时15个左右，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是沈钧儒，民主党派。当初我们建国初的中央民主政府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府，所以建国之初，我们的经济为什么恢复得那么快，到1952年就恢复了1936年最高水平，和七大民主党派积极加入政府建言献策有一定的关系，很多民主党派在国民党时代丧失信心了，丧失做官的信心了。黄炎培已经70多岁了，国民党时代做官都做怕了，建国之初，周恩来去他家去了三次，黄炎培说我年事已高，不堪胜任。说这是为人民做官，为人民做事，是自家的事，你不得不做。黄炎培感动的就出来了。林垦部部长陈希，周恩来一去他家，他说年事已高，不堪胜任。周恩来就说，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后来感动了，他也说了感慨，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这样一批人出来做官，纷纷建言献策，也同时消除了各阶级、阶层的疑虑，体现了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的力量。当然，我们这之后发生了一些曲折。特别是文革期间。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应该有一些举措，但是我们和建国之初比较，我们还看出了一些悬殊，民主党派担任正部长，副委员长、副主席不算了，正部级的就两个，一个是科技部部长万钢，一个是卫生部部长陈竺，但是我相信这种局面是越走越宽的，因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同时以史为鉴，从建国初期的实践可以作为借鉴。当时很多共产党人想不清楚，说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丝的功劳，在革命年代老跟我们作对，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好呢？让他们有职有权呢？让财政养着他呢？当初我们计划，共产党的经费由党产来解决，后来毛泽东说了，不用党产来解决，全部吃财政。因为共产党的经费用党产来解决，民主党派没有党产，人家就有话了，所以一碗水要端平，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莲花出水有高低。所以禁止党政机关，经营性事业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建国前夕毛主席说了，共产党取消党产，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经费开支都从财政开支，这是我们讲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放下一党制。

第四个问题，国家结构问题。国家结构，我们都知道现行的国家结构，联邦制、单一制，中国是怎样的国家结构呢？同志们肯定这样回答，中国是单一制，对，又不尽对。因为我们从小学课文一直这样学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再具体的分析，如果把台湾、香港、澳门包括进去，能说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吗？香港、澳门、台湾能够单独参加奥运会，台湾甚至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你说美国的州有这样的权力吗？中国的国家结构是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如果从大陆主体来看它是单一制。今天我们主要是讲大陆主体的问题，是怎么抉择的，主要讲民族区域自治是怎么来的。我们是以民族区域自治为补充形式的单一制。这个问题现实性很强。我们都知道现在不光是中国，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民族问题，中国也有这个问题。最近中东北非也更多的掺杂了民族的问题，民族纠纷。

中国也面临这个问题，疆独、藏独，2008年3.14打砸抢，2009年7.15驱汉事件，疆独、藏独，就是以第十四氏达赖，达赖1935年，今年76岁，还有疆独的代表热比亚两人沆瀣一气。达赖我们都知道，年年都派代表跟中央政府的代表谈判，都是无果而终。因为达赖这几年有一个主张，他要搞一个大藏区制度。大藏区制度，包括西藏、青海的90%、宁夏的一部分、四川的一部分、贵州的一部分、云南的一部分，9千万人口，占了中国领土的四分之一，搞一个像香港、澳门这种制度的大藏区、特区，当然我们是截然否定的。因为西藏和香港、澳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毫不动摇的坚持民族区域自治，达赖在海外影响很大，所以美国一个调查机构，说达赖在美国青少年心中的地位是偶像，比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齐还高。我（张旭东）是去年2010年6、7月份到意大利学习，我在罗马市中心，穿越罗马市中心一条河台伯河，我晚上没事去散步，当时很多集市，其中有一个印度商人，卖银器的，房里面挂了一个达赖的唐卡，我问他多少钱，说这个不卖，这个是他心目中的偶像，这也反映了达赖在海外的影响。达赖提出大藏区制度我们怎样否定呢？我们从历史中否定，怎样选择民主区域自治的。共产党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提出要搞联邦制，这个我们也承认。恰恰有很多人不知道，达赖知道。我们要承认，确实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想在少数民主地区搞联邦制。比如1922年，二大就提出了联邦制，联邦制主要的是向前苏联学习，前苏联搞的是联邦制，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要学习他。但是我们到了30年代的时候，日本侵略中国的背景下，我们搞联邦制适合不适合？因为搞联邦制势必对日本分裂中国、分裂东北带来了一些口实，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我们提出要搞民族区域自治的统一国家。但是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统一国家之后，联邦是否也放弃了呢？也没有放弃，我们是两条路走路，更多期待是搞联邦制，民族区域自治更多是到联邦的一个过渡，是到彼岸的一个桥梁，这个说法我是有根据的。包括在党的七大上，包括在1947年10月10日的《双十宣言》里面，我们都提到了要搞联邦制。想一想，七大是最高级别的会议，都提搞联邦制。《双十宣言》向全世界宣布要搞联邦制，联邦制在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心目当中是一种期待，最终的期待。但是在当时我们也在搞民族区域自治，47年4月份成立了第一个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一方面在实践，理论也在发展。但是联邦制理论也在发展。所以两条腿走路。到底搞联邦制还是区域自治？我们在新中国建立过程中确立得最迟，也最棘手，因为我们很长时间期待着搞联邦制，但是现在马上要建国了，你要写进宪法里面，对全世界进行公布的，如果一个国家，你的国家结构没有确立起来，证明你肯定没有统一。到底搞什么？所以在这些筹备会议期间，毛泽东特别咨询的李维汉，李铁映的父亲，李维汉资历比较老，他长期分管民委工作，李维汉做了一个比较：“主席呀，您无非担心苏联搞联邦制，你也东施效颦要搞，但是中国和苏联不一样，前苏联当时有200个少数民族，俄罗斯民族，一半一半。在十月革命之前，他们成立了一些独立国家，列宁为了团结他们一起来革命，被迫承认了它的合法性。所以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波罗的海沿岸，一下子成立了大大小小15个国家，都是从前苏联集体出去的。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很少，和汉族比较少得多。另外，中国传统上一直是大一统的国家，不适合搞联邦区。另外，马克思老祖宗也主张搞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所以李维汉的建议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所以毛泽东同意了。李维汉，是政协筹备会的秘书长，他在政协会议期间，功劳应该是很大的，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说，政协会议筹备会期间，李维汉，功最大。但是，我们知道李维汉没有参加开国大典，这几年档案也解密了，为什么呢？以前都不知道，李维汉按计划要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后来没有去开国大典，秘书长也没有当成。现在我们知道李维汉担任了统战部的部长，担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的童小鹏在《少小离家老大回》这本书里面，李维汉为什么没有参加开国大典，当时因为在建国前夕的一天，在中南海看露天电影，毛泽东、江青也在看，李维汉也在看，大家都在看，后来上厕所，也反映了当时，我们刚刚进程，条件艰苦，露天厕所，李维汉被绊倒了，个子大，爬不起来，腿被摔断了，说起来也很丑，实际上档案已经解密了。童小鹏也掉下去了，但是他个子小，很快爬起来了，掉到马桶里去了，李维汉个子大，爬不起来，腿摔了。当时周恩来很生气，严厉谴责了当时工作人员，毛泽东也很生气，但是腿被摔断了，所以后来没有参加开国大典，这是档案解密出来的，所以李维汉的建议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另外一个，为了防止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分裂，这是我们的现实原因，新中国建立前后，帝国主义，包括印度都在窥视我们边疆地区，包括新疆、西藏，包括台湾，要分裂。在1949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发生了藏族同胞驱汉事件，达赖把驱汉事件和2008年3.14驱汉事件进行比较，当时也发生了驱汉事件，幕后的操纵就是英国、印度，搞西藏独立。针对这些分裂的图谋，我们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包括台湾，美国也在染指，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搞联邦制，势必给这些地区分裂带来了一些口实，所以我们提出单一的国家，也是当时防止帝国主义分裂的一个现实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的成功实践，为我们提供选择，以民族区域自治为补充形式的单一制的国家机构提出了成功的样板。所以在政协会议召开前夕，很多人到内蒙古去考察，包括陈嘉赓这些委员去考察，回来之后都说好，这样加速了中共对民族区域自治的选择而逐渐放弃了对联邦制的期待。事实证明，抉择是英明的，是正确的。要不然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到现在要严重得多。

至此，通过以上国家是怎样建立的，主要讲了四大基本政治制度的历史由来，核心问题，新中国是怎样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样建立起来的。我想弄清楚这些问题，这些制度的选择，都是中共领导人，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从历史中，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没有学习苏联。我们好多东西和苏联不一样，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所以，著名的美国学者头号中国通——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约翰?金?费尔班克）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就说到了。中国人寻找适合中国的政治制度，寻找了两三代，但终究没有寻找到。直到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实践证明他是正确的，是有生命力的，它必将具有长远的生命力，这是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面说到的。外国人都这样评价，我们怎样评价呢？今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我想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能够更好的坚信我们政治制度历史选择的必然性，也是我们驳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有力工具。所以，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就说到了，我们要永远铭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主要功绩是什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基础，这是十七大胡锦涛对毛泽东的最新评价，实际上这个评价也更多的从政治制度，从建国、从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确立这个角度来评价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